吴非/摄

蓝色赋格（中篇小说）

文/丁小龙

第一赋格

你知道人为什么喜欢仰望天空吗？

黑暗中，手机的响声带来了微光，照亮了我的蓝夜。打开微信后，我看到了羽蒙发来的这个抽象问题。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离开床，走到窗前，拍了一张夜空的照片发给她。空荡荡的暗色黑幕中氤氲着两颗星辰，如同朦胧之夜的双眼。夜已沉睡，唯人独醒。随后，我收到了她发来的城市夜色，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只是身处两地的同一个人。

凌晨一点多了，而我却没有丝毫的睡意。也许是因为在城市生活太久的缘故，我已经不太适应乡村的空夜。母亲说我越来越生分，越来越像一个客人。也许，她的说法有一定道理——我是故乡的陌生人，也是城市的异乡人。我不属于任何地方，而任何处所也无法庇护我。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我感觉自己如同飘荡在浮世中的尘埃，无根亦无花，无因也无果。但是，我又必须在形式上保持这种并不存在的亲密感。或许，这是一场关于告别的漫长仪式。

无法入睡，于是便翻出《林中路》来重读。虽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与语言转向，但直到现在，我仍旧很推崇这位哲学巨人看待世界的方式。越靠近他，我越看到自我的渺茫与微弱。在通往终极思想的途中，我似乎看到了故乡的幻影，而真正的故乡是不存在的人间福地。躺在故乡的床上，我却有种强烈的不适之感。很快，我便放下书，沉入梦的王国。

第二天，在秋日的阳光下，我们围坐在院中剥玉米。

大约从我小学五年级开始，每年秋末，全家人都会围在一起剥玉米，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，这仿佛也成为一种家族的小型仪式。当然，在外求学的那几年，我错过了这种仪式，也错过了某种仪式的洗礼。上一个礼拜末，母亲特意打电话，让我抽空回家剥玉米。虽然有千万个逃脱的理由，但我还是不得不同意，因为这是重返心灵故地的重要方式。

期间，我把关于麋鹿与天梯的梦说了出来，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。祖母一边剥玉米，一边自言自语。大姐给她的儿子叠纸飞机。二姐的眼神中映出麻雀乏味的舞姿。父亲抽着烟，六神无主地盯着地上的金光，而母亲拨弄着手中的玉米粒，仿佛光的收集者。我有些莫名的失落，感到自我的格格不入。我不再说话，而是细数手中的颗粒，将沉默装入空壳。

没过多久，祖母便打破了这种冷冰冰的壁垒，突然对我说，你爷也做过这个梦。当我开始询问关于祖父的过往时，她的眼神突然生机盎然，如同枯木上长出了青苔。我从未见过祖父。在我出生前的很多年，他便死掉了。但是，在祖母的不断复述下，他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未空缺，也不曾远离。据祖母说，在孙子辈里面，只有我与祖父的神情最接近，外貌也最相似。不知为何，我因这种说法而欢喜荣耀。因为我经常会产生错觉：另外一个我在别的时间与别的空间逍遥生活。也许，祖父便是另外一个时空的我。祖母谈论祖父的一切，却从未说过他的死。我们都知道这个话题是她的生活禁地。

正当大家沉默时，突然听到了黎莉打来的电话。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她便用嘲讽的口吻质问道，吴勇，你是不是特喜欢你那破农村，待着都不想回来了吧？

我早已习惯她说话的方式，于是用最理性的语调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她说家里的电脑突然出现了故障，打不开主机，而她所追的美剧正看到了紧要关头。随后，她用命令的口吻让我立即回家。当然，我拒绝了她的请求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她便挂断了电话。我明白，我们的婚姻早已经出现了故障，而我选择了视而不见，自我欺骗。我和她结婚四年多了，除了摆婚宴请宾客那次以外，她再也没回过我这个老家。我明白，她心里鄙视这块穷乡僻壤。

挂断电话后，母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装出快乐的样子，谎称是收到了儿子团团的电话。听到团团的名字后，母亲的眼睛似乎从混沌中生出了光。她放下手中的玉米棒，掸落手上的灰，之后便让我拨通家里的电话。接电话的是黎莉，她很不耐烦地回应我。我把母亲的要求告诉了她，之后，便打开了扬声器，将手机交给母亲。黎莉立即换了一个人，非常客气地与母亲交谈，随后便听到了儿子咿咿呀呀的说话声。通话最后，母亲问黎莉什么时候带团团回家。黎莉没有任何迟疑，非常爽快地答应春节一起回来，并补充说最近忙于工作，希望家人理解。我明白黎莉不会带儿子来这里，她所说的一切都只是托词，但我又不能在母亲面前挑明这一切。全家人又陷入各自的沉默，只能听到从广播中传来的喧嚣与躁动。

与她恋爱时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本体论上的差别。那个阶段，爱成为我们唯一的主题。我们躲在爱的避风港中，对隐形的暴风雨避而不谈。结婚以后，当激情慢慢消退，问题的核心才慢慢浮出水面。她是城市户口，家里的独苗，从小到大都顺风顺水，父亲是税务局的领导，母亲是国企职工，有着稳定的社会保障与地位。硕士毕业后，她非常顺利地进入公务员系统，拿到了铁饭碗。而我呢，出生农家，上面有两个姐姐，父母都是靠天吃饭的农民，没有什么人脉资源，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。那时候，我常常面临因为家境原因而辍学的危险。庆幸的是，我带着这份恐惧与不安，闷头学习，一直熬到了哲学博士毕业。更庆幸的是，我回到了长安城，通过层层关卡，最终被一所重点大学聘为教师，从而有了渴望已久的稳定生活与社会身份。然而，在身份的桎梏中，我越发感觉自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。

结婚后，我们搬到了她父母送的一套新房中。房产证上只写了她一个人的名字，而我仍旧只是一个寄居者。不是因为我想强调这种境遇，而是因为她时常以此来嘲讽我，要挟我，甚至恐吓我，仿佛她的手上拽着我的命根。生活越往后走，我们的感情越是充满了种种盘算和计较。我像是关在铁笼中的鸟，失去了歌声。或许，我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栖息之地。

晚饭结束没多久，大姐夫便开着面包车来接大姐和外甥。他点燃了烟，和我闲聊了几句，之后扮出布道者的神情，告诉我一些人生大道理，而我什么也不说，凝视着他的可笑。没过多久，大姐打断了他庄重的布道，笑道，我弟是博士啊，啥能不知道，还用听你说教。姐夫将燃完的烟头扔到地上，不服气地说，只能说明他读书多，你问问你弟，看他会不会撵兔。还没等大姐开口说话，他便用一种挑衅的目光盯着我。我摇了摇头，回答道，我确实不会。他警惕的眼神才松弛下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道，么事，哥下次带你。大姐走了过来，让我不要介意。我说，姐夫说得也对，我有太多不懂的事情。临走前，大姐夫把剩下的半包烟递给我，说道，不抽烟的男人不是真男人。我苦笑了一声，接过了烟，望着无尽的夜，看见了白昼的幻影。

大姐夫和大姐离开后，整个院子也变得清冷寂静。月光洒在二姐瘦弱的身上，为她披上了银白色的羽衣。不知为何，我头脑中回荡着儿时的歌谣，也是二姐经常拉着我唱的那首歌谣。于是，我喊出了她的名字，就像小时候在树林中玩耍那样。她转过头，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那个瞬间，我看到了她眼神中的冰冷月光。我知道，她有可能永远不会和我说话了。很多次，我想要和解，想要解释一切，但她用沉默锁住了心。我明白，这么多年以来，她一直怨恨这个家庭，厌恶这个村庄。吊诡的是，她选择了无婚生活，选择了留守在这个困扰她的逼仄之地。

小时候，我一直将二姐视为我最重要的朋友。只有在大人面前，我才叫她姐姐，而私底下，我直接喊她的名字。她比我只大一岁半，性格像男孩子，会爬树、玩弹弓与捉蝎子。有一次，为了帮我复仇，甚至和另外一个男孩厮打。最后，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我捡起了地上的半块砖头，敲烂了那个男生的头。要不是在父母的百般求情下，我和她肯定会被学校开除。也就是从那件事开始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隐形联盟。曾经，我天真地认为这种联盟攻不可破，坚不可摧。

回到客厅后，我陪父母看一部夸张无味的家庭闹剧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交流，而噪音的存在恰好缓和了各自的尴尬。没过多久，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。之后，他哼着小曲，带走茶几上的半包香烟与打火机，转头离开了家。母亲对着电视机喊道，大半夜的又出去混，出去就别回家了！父亲消失在夜色中，回应母亲的只有电视上歇斯底里的剧情对话。

广告时分，母亲的眼神才从电视的织网中短暂脱身，对着户外叹气道，每晚不是打牌就是喝酒，喝死在外面就算了。随后，她与我的眼神短暂相遇，流露出一丝懊悔。随后，她起身离开了沙发，从柜子中取出一瓶白酒与两个玻璃杯。她给我们各倒了半杯酒。像往常一样，我们先是碰杯饮酒，接下来便是她的沉默与抱怨，她的无奈与绝望。每次谈话的最后，她都会将自己生活的悲剧都指向父亲。从小开始，我就习惯了她的这套说辞，但我无能为力，只能成为沉默的聆听者。不到十点钟，母亲关掉了电视。我们回各自的房间休息。

回到房间后，我坐在床上，给黎莉象征性地发了一条微信。没过多久，她便给我发了一张儿子坐滑滑梯的照片。我没有再回复，也不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。恋爱时期，我们已经消耗完彼此的爱。随后，我把昨晚写的一首情诗通过微信发给了羽蒙。没过多久，便收到了她的回复。她和我非常理性地探讨了这首诗歌。随后，我们又聊了一些关于西方诗歌传统的问题。整个聊天的过程，我心生欢喜，时间也因这种欢喜而变得急促短暂。两个小时眨眼间便从指尖飞过。结束对话前，她给我发了一张与柏拉图的合影，并且附上一句话：柏拉图在鄙视人类。柏拉图是我去年送她的一只布偶猫。她曾经说过，猫比人更值得信任。我不同意她的看法，却找不到辩驳的理由。

聊完天后，我又陷入一个人的孤独王国。

羽蒙是我的学生。如今，她已经读到大四了，即将面临着毕业。我们保持着一种非常亲密的语言关系。我常常为此陷入一种道德困境，但是又一步步地将我推向喜欢她的深渊。记得那是大学的第一堂文学课，我让每个学生说出自己最喜爱的作家及其理由。她给出的答案是尤瑟纳尔，并且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《苦炼》这部作品的钟爱。那时候，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九月的风与光让她的眼神变得更加澄澈明亮。也就是从那瞬间开始，我承认自己对这个学生有了特别的好感。这么久过去了，我仍旧记得她眼神中的那束光，而这也是大多数的人所匮乏的东西。我从未亲吻过她，也没有碰过她的手。我喜欢这种平静的热情，这种微妙的距离。

夜间，我在梦中听到了魔鬼撞门的声音。沉闷的响声慢慢地击碎了我的空梦。睁开眼后，眼前的黑夜压在自己的身上，有种不适之感。打开台灯后，身体中的黑暗也短暂消散，光照醒了我的蓝梦。忽然间，我意识到那是父亲的敲门声，于是披上衣服，走入黑暗，去给他开门。

打开门后，我看到了父亲扭曲可怖的脸，闻到了他身上的浓烈酒味。他喃喃自语，仿佛一种无人知晓的咒语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避免与他的眼神接触。因为我总是能在他的眼神中看到我的恐惧与悲哀。我扶着他走了进来，也听到他嘴里的话：我不回家，我也没家。

他经常在酒后说同样的话。我理解他，因为我也经常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。与他不同的是，这种感觉在清醒时更加强烈逼真。我的家或许在别处，但别处并不存在于物质世界，只存在于绝对理念。扶着父亲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与内心的恶魔角力搏击。快到房门口时，他突然转过身来，抱住我，开始嚎啕哭泣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哭泣，然而我无动于衷，心中甚至有份冰冷的嘲弄。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打开了房门，骂道：你还有脸回来，咋没把你喝死。父亲止住了哭泣，瞪着母亲，没有说话，但眼中是怨恨的火焰。这种恨意在多年前早已种下，如今开出了永不衰败的野生蔷薇。

再次回到房间后，夜已经装满了整个空间。关掉灯后，躺在床上，黑夜再次降临于我的梦。在梦中，我似乎获得了罕见的自由，走到一条没有尽头的夜路。不远处的榕树下，我看见有一个等待的人影。我有点害怕，想要沿原路返回，然而，身后的路却没有了踪迹。没过多久，我便与那个人相遇。惊奇的是，他和我相貌一致，只是比我苍老很多。我问他为何逗留于此地。他说他无处可去，无家可归。随后，我邀请他同我一起往前走。他拒绝了我，说自己在等待。我问他在等待什么，他说他已经忘记自己在等待什么。我离开了他，沿着夜路向前走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向前走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那个人是我的祖父。当我转过身后，却发现他与树都消失了。我内心是空荡荡的蓝，什么也无法将其填满。

早饭时，我把梦告诉了祖母。她笑了笑，说道，这是你爷想你了。我问这梦有什么含义。祖母说，你爷找不到家了。我原本想问该怎么办，又把疑问咽回肚子。吃完早饭后，祖母把我叫到她房间。随后，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个铁皮盒子，盒子上镶嵌着一对龙凤。她把盒子递到我手上，说道，这是你爷当年留下的金表，以后就是你的了，还有这是你、我和你爷之间的秘密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我点了点头，问道，为什么要现在给我？祖母说，我快要见阎王爷了，我经常梦到你爷，他等我等太久了。祖母平静的语气中有种威严的神圣感，而我只能接受她的这份馈赠。打开这个怀表后，我发现时针早已停止，而整个世界也仿佛因此停滞不前。

临走前，我给父亲偷偷地塞了一千块钱。他苦笑了出来，没有说什么话，将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坐在返城的高速公车上，我凝视着户外的天空，梳理着自己紊乱的思绪。随后，我抓拍了一张动物形状的云朵。我把这张照片通过微信分别发给了羽蒙和黎莉。（本文节选自丁小龙的中篇小说《蓝色赋格》）

丁小龙，生于1988年2月，现居西安。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，陕西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在多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，另有译作三十万字，翻译并发表了包括托妮·莫里森、科尔姆·托宾、萨曼·拉什迪与珍妮特·温特森等人的中短篇作品。入选陕西省“百优人才”。出版小说集《世界之夜》。